區塊鏈技術是近十年間發展起來的一項新興技術。狹義上,區塊鏈是一種按照時間順序將數據區塊以相連的方式組合成的鏈式數據結構,是以密碼學方式保證的、不可篡改和不可偽造的分布式賬本。從廣義上理解,區塊鏈技術是利用塊鏈式數據結構來驗證與存儲數據、利用分布式節點共識算法來生成和更新數據、利用密碼學的方式保證數據傳輸和訪問的安全、利用由自動化腳本代碼組成的智能合約來編程和操作數據的一種全新的分布式基礎架構與計算范式。

  區塊鏈技術最重要的兩個特點是可信任和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透明化的特性使信息能被公開獲取,確保數據的真實和不可修改,從而創造可信任的環境,同時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其能保護隱私,并能提供可靠和滿足多種功能的設定。有研究者在對區塊鏈技術近期研究的文獻綜述中發現,超過80%的文章集中在比特幣系統上,只有不到20%的涉及智能合約、電子內容分發、P2P廣播協議等其他區塊鏈的運用。Kishigami等人提出了一個基于區塊鏈的電子內容分發系統,并展示了概念原型。Azaria等人基于區塊鏈技術提出名為MedRec的去中心化的記錄管理系統來處理電子病歷,使病人能登陸系統以便于獲取他們的醫療信息,并對該系統進行模塊設計使其更便于利用和有更強的適應性。Zyskind和Nathan將隱私保護作為重要出發點,采用一種能將區塊鏈轉化為自動接入控制管理器的協議,設計了一套去中心化的個人數據管理系統,確保用戶能夠擁有并控制個人數據。

  在技術領域之外,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實際投入使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著眼于該技術的運用實例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分析各類去中心化運用的發展前景,并對相關區塊鏈運用產品所產生的效果及影響進行評價分析,這部分的研究則更靠近社會政治經濟層面。Swan提出了諸多區塊鏈技術可能運用的場景,如區塊鏈技術能帶來更個性化的政府服務,將其用于永久性的公共記錄,能以一種更有效、更去中心化的方式存儲各類合同、護照、土地交易信息等政府文件。

  總體上看,不少學者對區塊鏈的運用前景持積極態度,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區塊鏈帶來的優勢言過其實,如Atzori從政治學的角度探討了區塊鏈政府管理相關運用產生的影響,認為國家在社會協調過程中的中心作用是不會被取代的,總體而言,公開區塊鏈運用于政府管理的風險高于收益,因為它本身存在一定技術缺陷和安全隱患,并不可靠穩固。此外區塊鏈本身具有商業性,受市場邏輯影響大,同時存在投機性,可能帶來幕后交易等問題,從而暴露公民記錄,損害公共利益。另外,隨著區塊鏈技術的發展,掌握技術技能的群體會形成新的技術精英階層,占據特權位置,因此該技術未必會像倡導者設想的那樣能使社會結構趨于去中心化。

  一、區塊鏈技術的政府實踐

  金融是政府區塊鏈技術實踐開展最早的領域,其中尤以數字貨幣最受政府關注。各國中央銀行紛紛將目光投向數字貨幣,主導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英國央行在2017年年初就開始對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的概念驗證技術進行研究;荷蘭的ING銀行已于2017年2月完成了27個區塊鏈電子模型的驗證;丹麥央行則更為激進,計劃發行基于區塊鏈的電子克郎作為儲備貨幣。除了數字貨幣外,政府主導的金融區塊鏈技術實踐方面還有一個很有特色的“沙箱計劃”。所謂“沙箱”是由英國首創,指從事金融創新的機構在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按FCA特定簡化的審批程序,提交申請并取得有限授權(RestrictedAuthorisation,可理解為行政許可)后,允許金融科技創新機構在適用范圍內測試,FCA會對測試過程進行監控,并對情況進行評估,以判定是否給予正式的監管授權,在沙箱之外予以推廣。目前在金融區塊鏈實踐方面已有多個國家開放了“沙箱”計劃,例如,澳大利亞開設了一個區塊鏈技術研究中心并計劃開放監管沙箱以允許公司測試其產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宣布成立了金融科技和創新組,并針對與區塊鏈及其他金融科技相關的企業推出了“沙箱”試驗機制,只要預先在這個體系中進行登記,企業就能在金融科技創新等事項上獲得極大的自由度.

  除了虛擬貨幣的區塊鏈實踐外,隨著區塊鏈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各類社會化運用的出現,各國也開始探索對區塊鏈技術的行業及社會化運用。愛沙尼亞政府已經在稅收系統以及商業注冊系統中使用了區塊鏈技術,并將區塊鏈技術運用到公民電子健康記錄系統中。瑞典正在將區塊鏈技術用于土地所有權的監管。烏克蘭政府則與Bitfury開展合作,將政府數據放在區塊鏈上,希望解決公眾對政府透明度和問責制的關注問題。美國特拉華州開展了“特拉華州區塊鏈倡議行動”,其中一個措施就是與特拉華州律師協會合作,探索將區塊鏈技術與該州法律體系結合起來,擇機開始將特拉華州的企業檔案管理記錄轉移到分布式賬本體系的嘗試。此外,2017年3月,美國亞利桑那州頒布了相關立法,賦予通過區塊鏈和智能合同進行擔保的簽名以合法簽名資格。

  另外,各國政府也積極推動區塊鏈行業的發展,主導開展行業間的技術協作。2015年10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同美國多家技術企業結成“區塊鏈聯盟伙伴關系”,利用新興的區塊鏈聯盟來打造美國的技術優勢和治理優勢。英國在其區塊鏈戰略中,明確提出要在國內成立“區塊鏈興趣組織”,將對區塊鏈技術感興趣、有能力、有想法的科研機構、企業團體和優秀人才吸引到聯盟中。日本于2016年4月聯合國內三十多家對區塊鏈技術感興趣的企業成立了首個區塊鏈行業組織——區塊鏈合作聯盟(BCCC)。

  在技術標準的制定方面,2016年,澳大利亞標準局將自身對區塊鏈技術標準的相關提議反饋給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并建議ISO在其內部設立“區塊鏈技術委員會”。而在2016年9月12日,ISO成立了專注于區塊鏈領域的技術委員會ISO/TC307(區塊鏈及電子化的分布式賬本技術委員會),初步提出了區塊鏈標準化的重點方向,如可信和互操作、隱私和安全、身份認證等。目前ISO/TC307已有參與國30個,觀察國12個。此外,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也正在積極參與基于協商一致的、符合國家和國際水平的文獻標準制定工作。

  二、區塊鏈技術的政府治理

  由于區塊鏈技術仍處于早期發展階段,不少政策管理者仍在觀望,而一些已有的管理措施剛實施不久,所以也難以對其可能帶來的長期影響進行分析評價??傮w而言,區塊鏈的政府治理的討論涉及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在區塊鏈的政府治理模式方面。就目前而言,各國區塊鏈治理的主要政策大致可以分成五類模式。

  第一類是等待觀望(Wait-andSee),持這一態度的管理者繼續沿用現有的法律框架,仍在觀望該技術將如何發展。這一態度是目前主流的管理方式,它允許管理者觀察區塊鏈技術將如何發展而無需制定明確詳細的聲明。管理者需積極收集信息和掌握知識,通過向利益相關者、專家咨詢,經常對技術發展進行評估。通過這一信息收集過程,管理者判斷現存的管理方式和條例是否能夠繼續適用,是否需要出臺新的指導方針,同時決定未來是否需要進行實驗研究、采用沙盒戰略或其他實驗性的管理策略。但這一管理態度存在一點不足,即創新者將會面臨法律的不確定性。

  第二類是發布指導意見(IssueNarrowingorBroadeningGuidance),即管理者在已經收集到的信息基礎上決定簽署非正式引導意見,明確現有的法律框架如何適用于新技術,這一措施將導致現有規定原則的窄化或放寬。雖然這些指導意見將減少創新者面臨的不確定性,但不足在于這些規定只是簡單的指導意見而不是硬性規定,因而在法律上不被認可。

  第三類是沙箱(Sandboxing),采用這一方式的管理者能在出臺規范措施之前觀察并學習,同時為創業者提供一定的法律確定性。沙箱能允許創新者在暫時免除部分法律約束的環境下測試他們產品或商業模式的計劃,但也受到相應限制。沙箱的明顯優勢在于允許管理者持續觀察和學習區塊鏈技術,在早期運用探索的同時通過提供法律確定性、監管及被監管雙方進行對話的正式途徑的方式來鼓勵創新。但不足在于沙箱通常在某一特定的權限范圍中,而難以實現多個管轄領域的互通協作。

  第四類是出臺新的立法措施(IssueNewLegislation),這一方式能吸引技術創新,但也承擔著過早立法的風險,長期來看可能產生負面后果,如隨著技術的演進需對立法進行重新修正等。

  第五類是將技術納為己用(UseBlockchainTechnologyforTheirOwnPurposes),這一方式使管理者能夠通過自己使用、測試技術來增加對技術的了解,主要有三大優勢:一是能允許監管者在現存的政府運作中實驗新的管理方式,以希望改善政府運作模式和效率;二是能使監管者近距離地觀察區塊鏈技術使用案例的運作方式,獲得一手資料;三是有助于形成政府部門和相關產業之間的對話,從而實現在促進創新的同時確保公共政策目標的維護。

  相對而言,區塊鏈業界更希望政府能盡快出臺相關管理措施,風險投資者AdamDraper表示政府的支持能創造機構性的背書,對行業發展很有價值。前紐約金融服務主管BenjaminLawsky認為強力的管理措施是促進行業發展的第一步。但從政策制定的角度來看,在未能明確評估區塊鏈的影響之前,匆忙出臺政策并不是一個合理的行為,當然也不應視新技術的創新而不見,所以可以考慮制定較為寬松的規定,但在技術發展成熟之前盡量減少政府法規,以允許創新者能不斷創新。因此,大部分研究者都傾向于前述的第一類、第二類和第三類政府治理模式。Kiviat認為制定減少區塊鏈技術風險的管理規定應該被鼓勵,但決策者在確定該管理規定適用的范圍時應謹慎準確。區塊鏈的運用范圍已不僅僅是轉賬交易和支付功能,因此針對轉賬和支付功能出臺的規定不應該給其他類型功能的實現帶來負面影響。

  另外,Papp區分了技術本身和技術的運用,認為區塊鏈所具有的公開賬本的特性使得政府官員能夠介入通過聯系用戶和他們的非法網絡行為的方式發現并處理的非法交易,因此目前無須對比特幣及其網絡進行規制。真正存在風險的地方在于比特幣交易所帶來的投機行為,政府需要的是對比特幣相關的投機行為、作為投資產品的比特幣進行管理。管理者需持續地監視金融業中的欺詐投資行為、管理交易行為,提升工業標準,打擊投機行為。

  其次是區塊鏈治理監管的原則。在監管過程中,研究者建議政府需要遵循以下相關原則:一是保持治理監管措施的穩定是推動技術創新和發展的一種方式;二是必須在最開始就將反洗錢、保護消費者等公共政策目標的考慮納入其中;三是需關注治理監管權威機構和行業代表之間對話的重要性;四是借助技術創新激發法律創新,倡導多中心的合作監管方式;五是監管者應鼓勵不同層次的實驗;六是治理監管措施應關注技術的具體使用案例而非技術本身;七是監管者應抵制過早的創立新規定的誘惑;八是監管者應參與到跨國的合作和對話中。

  在治理監管過程中,多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原則顯然是區塊鏈治理監管的一個核心。Tapscott提出區塊鏈的監管可以參照互聯網的管理模式(InternetGovernanceModel)建立一個新的管理網絡,并具體介紹了企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學術界、研發者和個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在十種類型的GlobalSolutionNetworks(GSN)中該如何發揮作用。

  具體來看,在知識網絡(KnowledgeNetwork)中,需利用各種論壇、社區、組織來傳播知識,以增加各利益相關群體尤其政府官員對技術的知識掌握;在交付網絡(DeliveryNetworks)中,需加強各主體的全球協作;政策網絡(PolicyNetwork)與倡導網絡(AdvocacyNetworks)緊密相連,重在給各方提供意見表達、協商的平臺以影響政府決策;在監管網絡(WatchdogNetwork)中,區塊鏈生態系統需要完全獨立的組織來進行監督,否則區塊鏈會成為新的監控工具;在標準網絡(StandardsNetwork)方面,一些非國家性的組織可探索技術標準的制定,如Scalingbitcoin.org、R3、HyperledgerProject等組織可發揮作用;在網絡化機構(NetworkedInstitutions)方面,可借助世界經濟論壇(WEF)等網絡化機構推動區塊鏈技術發展和應用;離散者(Diasporas)能與其他多方利益相關者進行合作,加速區塊鏈技術的知識傳播、技術采納和接受;治理網絡(GovernanceNetwork)應力求具有包容性,歡迎所有相關利益群體參與,同時確保網絡的透明性,公布所有的數據、文件和會議紀要,并盡可能通過達成共識來進行決策。

  再次是區塊鏈治理需要注意相關法律框架的調整。Wright和Filippi從區塊鏈環境下新的法律規范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由于區塊鏈技術會帶來去中心化的數據分布和組織,法律難以定位到相應的責任個體,以往借助法律直接禁止特定網絡活動進行管理的方式可能受到限制,除非采用可能侵犯到隱私或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強制性方式進行控制和管理。因此,研究者提出需要思考新的能夠平衡區塊鏈技術和管理的法律范式,以應對正在不斷涌現的自治系統。

  由于數字貨幣在整個區塊鏈中居于中心地位,所以數字貨幣的管理也成為區塊鏈政府治理的重點。

  2015年6月,美國紐約金融服務部(DepartmentofFinancialServices)發布了“BitLicense”框架來管理“虛擬貨幣業務”,將傳輸虛擬貨幣、代表他人持有虛擬貨幣、作為客戶業務購買和銷售虛擬貨幣、作為客戶業務提供交換服務、以及控制管理或發行虛擬貨幣五部分納入虛擬貨幣業務活動的定義中進行管理。2015年9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發布文件,將以區塊鏈技術為支撐的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貨幣定義為“商品”,這意味著所有涉及比特幣的交易行為都需嚴格遵守美國現有的關于大宗商品及其衍生品的市場管理規定。CFTC還積極參與比特幣和虛擬貨幣的執法。2015年9月,該機構處理了第一個未經注冊的比特幣衍生品交易平臺案例,并重申CFTC委員會以前將比特幣和其他虛擬貨幣定義為CEA下的“商品”的聲明。

  另一監管機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CEN)負責頒布關于虛擬貨幣和區塊鏈的行政裁決和解釋性指導。2013年3月,該監管機構發布、指導、闡明銀行保密法(BSA)適用于創建、獲取、分配、交換、接受或傳輸虛擬貨幣的個人,規定虛擬貨幣的管理員或交易商均是受到FinCEN規定的貨幣服務從業者(MSB)。2014年,FinCEN在兩項行政裁決中詳細闡述了這一指導原則,對BSA的貨幣發送者定義做了更詳細的敘述。FinCEN還于2014年8月發布了一項規定,將用區塊鏈進行的在線貴金屬交易納入監管機構的貨幣轉移規定管轄。另外,國家銀行監管機構主要通過國家匯款法律來監督虛擬貨幣即期交易,國稅(IRS)將虛擬貨幣視為資本利得稅的財產。而在歐洲,2016年2月,歐洲議會發布了數字貨幣監管草案,將比特幣和其他數字貨幣納入到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的監管范疇中。同樣,2017年12月,澳大利亞兩議院正式通過了《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法案2017年修正案》,該修正案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內容,提出打擊加密貨幣的非法使用。

  在對數字貨幣進行監管的整體框架中,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聯邦政府發布的報告“DigitalCurrency:YouCan'tFlipThisCoin”,這份報告對于數字貨幣的監管和管理提出八個建議:一是聯邦政府在考慮任何立法、監管和政策時,需營造能夠促進數字貨幣及其相關技術創新的環境,盡可能實行監管“輕觸”,減少可能會窒息這些新技術發展的行動;二是聯邦政府在能夠更好提供政府服務及加強私人信息安全的方面考慮使用區塊鏈技術;三是數字貨幣交易應被定義為任何允許將國家發行的貨幣轉換為數字貨幣以及將數字貨幣兌換為國家發行的貨幣或其他數字貨幣的業務,同時,聯邦政府應要求數字貨幣兌換行為滿足與貨幣服務業務相同的要求;四是聯邦政府應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展合作,制定全球數字貨幣準則,并尊重“輕觸”前提;五是財政部長與包括銀行在內的利益相關者開展圓桌會議,以在數字貨幣相關企業無法獲得銀行服務時尋找解決方案;六是聯邦政府應通過相關機構向公眾提供數字貨幣和其他支付系統風險的簡明信息;七是當數字貨幣作為收入、投資或用于購買商品或服務時,聯邦政府應通過加拿大稅務局向加拿大公眾告知相關的稅收義務;八是由于數字貨幣性質的不斷變化,相關委員會需對數字貨幣及其相關技術的研究再次進行審視,以評估未來三年監管環境的適宜性??傮w而言,這份報告就數字貨幣的監管方面給出了數字貨幣未來發展相對合理的思路。

  三、結語

  區塊鏈技術雖然未必能像互聯網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改變人類社會的整個生態體系,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區塊鏈可以被認為是互聯網的又一次飛躍。因為區塊鏈不僅延續了互聯網早期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平權的交流理念,同時分布式的賬本也重構了互聯網的信任機制;另外諸如數據的確權使用、價值的高效傳輸等特點,還可以廣泛應用于很多行業,比如金融服務、合同契約、慈善公益、物聯網等,未來很有可能重新定義這些行業的規則,創造出新的價值。但是,區塊鏈的發展也面臨著眾多的挑戰,無論是其底層技術、還是商業場景的創新,特別是政府的引導與監管,都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索創新。

責任編輯:qiuhui